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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輿論要與改革精神共振

糟糕的是,某種程度上,民間輿論反而成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阻礙改革的預言。

作者: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1-09-17

二、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是當下的社會熱點。關於三次分配的論述,此前出現在2019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際上,這個決定,不但提出了要加強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也提出了要在第一次分配中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提法。

中國的新經濟雖然發展迅速,民眾雖然受益於此,但在觀念上,卻未必認同。比如,算法除了約束勞動者,同時,也能在訂單分配、路線規劃上提供更高的效率。此外,算法還能通過大數據,掌握單個個體的路線,從而快速把單個個體的勞動技能,變為整體的勞動技能,從而提升整體的效率。那麼,算法是僅僅從騎手身上提取、剝削勞動,還是創造了自己的新價值?再比如,網約車系統,提供導航、供需對接、預測擁堵,完成支付、質量控制等一系列功能,使得網約車成為一門可行的生意。那麼,網約車平台是單純寄生在司機身上,還是創造了自己的新價值? 

某種程度上,《決定》回答了這些問題。算法、遊戲、視頻這些產品與服務,由知識、管理、技術、數據等要素組成,肯定了這些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也就是肯定了算法、遊戲、視頻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某種程度上,也肯定了其價值。自然也就從根本上,肯定了互聯網公司的意義、作用。但是,這部分包含極大積極意義的政策,消失在輿論中,這是為什麼?

對自媒體來説,新要素參與分配,太過枯燥,不會有流量。而“均貧富”這個話題,能讓一部分人恐慌,讓另一部分人興奮。自然,在民間輿論場,在互聯網企業間,在資本市場,都被導向了情緒化的解讀。而且,普羅大眾不具有經濟學的、市場的、營銷的知識,只能用計劃經濟式的傳統觀念與直覺,去解釋經濟現象。而只有迎合這些觀念的自媒體、專家、大V,才能凸顯出來,那些市場化的聲音,都註定消失在普羅大眾的轉發之中。輿論導向也由此形成。

這就形成一種奇怪的局面。在當下的輿論場,深受觀眾歡迎的大眾思想節目、辯論節目的嘉賓,面對青年侃侃而談,其在思想光譜站位上,更傾向於保守,更傾向於否定市場價值,而頂層設計的政策的思想光譜,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場的價值。專家雖然有專業知識,但也多多少少受輿論影響觀點,即便不被影響,也多多少少會畏懼輿論;這個時候,能影響到決策的專家、智庫意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扭曲了。更何況,監管部門本身也要回應輿論。 

最終,大眾的錯誤觀念,逐層傳遞到具體負責事務的部門,進入具體的政策。於是,幾個文青記者的情緒;對市場一竅不通的語文老師的文章;甚至一條微博,都能通過十萬加、熱搜直接影響到具體部門的專業的經濟政策,然後,又回到社會經濟生活中,落實到市場中。然後,同樣通過上述的機制,再次循環。

這個時候,民間輿論場不但不能與具有改革精神的頂層政策相呼應,更糟糕的是,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阻礙改革的預言。多年前,鄧小平不斷強調解放思想,衝破舊習慣勢力的禁錮和束縛。如果那時更多的是指幹部、政府部門解放思想的話,那麼,在當下,如何讓普羅大眾具有正確的經濟思想,則是中國改革必須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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